我对西夏钱币的研究

   浏览次数:1025    发布日期: 2020-04-28

我对西夏钱币的研究

名誉馆员 牛达生

我是搞考古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逐渐专注于西夏考古,并结合文献资料, 搞了些西夏研究,所以有人称我为“考古学家”  “西夏学家”。曾几何时,我又多了一项桂冠,成为“钱币学家”。近30年来,我搞了些钱币研究,发表了30多篇论文,并曾应国家文物局之聘,在郑州钱币培训班讲过几天课,但这都是考古分内的事,并不想成为什么家。如今,社会上搞钱币研究和收藏的人很多,似乎成家的并不多。而我做了点工作就成了“家”,这或许就是社会给我的回报吧!下面就谈谈我是怎么和钱币打上交道并进行研究的。

一、贺兰山深处的西夏窖藏钱币

话还得从1979年说起。那时,我是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业务人员。6月22日,馆领导给邓程浩、马学林和我派了一项新的任务,说大风沟煤矿发现了古钱币,要我们去调查处理一下。这是例行的考古调查,我们稍做准备后,于6月23日到达大风沟矿区。

大风沟位于平罗县西贺兰山腹地,是现代露天煤矿。从贺兰山汝箕沟沟口有公路可达,距沟口约25公里。矿区四面环山,海拔1800米,原是一个少有人烟的山间小盆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逐渐建成一个近万人的矿区集镇,通了公路、铁路,有了机关和招待所,形成一条街道,是著名的“太西煤”的产地。发现钱币的地方,就在矿务局机关大楼南面的台地上。

我们搞考古调查,不仅要看发现钱币的地方,也即我们所说的窖藏,还要看在其附近有无墓葬、遗址等古代遗存。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晚来了20天,窖藏早已被平掉,在其附近也未发现一块残砖破瓦,更不要说其他古代遗存了。但我们找到了当事人,贺兰县四十里店光明二队副业队队长顾珍。他说,他们承担了给矿务局筑条防水墙的任务,窖藏是挖墙基地槽时发现的,时间是6月3日下午,这是一个圆形的土坑,直径约80厘米,深约100厘米,土坑没有加固痕迹;钱是用麻绳穿起来的,沿坑壁环形排列,比较整齐。时正赶上下班,人们围过来乱抢乱挖,散失不少。幸好矿务局保卫科的同志及时赶到,  制止了乱挖行为,才将大部分古钱收回,并报告了博物馆。后经收回整理,计有33公斤,8500多枚。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不可能不接触钱币,但我对钱币的了解,无非是考古中出土的一般文物,并将其作为判断时代的依据之一,并无比他人高明之处。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回顾这次窖藏钱币的发现情况,是因为从钱币学、货币史的角度对钱币进行研究,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开辟了另一方天地,是从这次发现开始的。当然,还因为这次发现是很重要的,是一次重大发现:首先,这是宁夏第一次发现钱币窖藏,这在当时,在全国的考古中也比较少见;更重要的是窖藏及所出钱币蕴含着重大的研究价值,它使我们对西夏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如果说就是这一次发现,或许我的研究难以持续下去,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要得出什么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幸运的是,1980年9月,在石嘴山以西贺兰山腹地的小王泉沟榆树台,1984年秋,在银川贺兰山滚钟口相继发现了西夏窖藏钱币。前者是我和雷润泽、刘常有去调查的;后者是马鸣信、王剑波去调查处理的。每次发现和调查,有关同志都付出了劳动,也都有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但最后,根据领导的安排,这些收回来的钱币,都交到我这里,由我整理研究。这是工作量很大的劳动,给我增加了负担,但也给了我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成天泡在钱币堆中,翻腾过来,翻腾过去,成了钱币“专业户”。但是,这一次一次的发现,大大地充实了我研究的内容,使我的一些想法得到印证,从而在研究上有所突破。当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央和地方钱币学会相继成立,钱币研究之风骤起,这大环境也有利于我的研究。

二、我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批钱币的价值

还得回到1979年从大风沟钱币收回来以后说起。

调查结束了,面对锈色斑斓的一堆古钱,该如何交差?按常规,将调查情况,发现时间,大概是些什么品种,写个千把字的简报,就可交差;或是再细些,将每个品种数量报一报,就算很不错了,因为不分类整理,不下点功夫,数字是报不出来的,这是一条便捷的路。我不愿走这条大家都在走,似乎是正常的路。我自问:考古究竟为的是什么?难道就是挖来挖去、盆盆罐罐吗!绝不单单是如此。盆盆罐罐是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联系历史实际,解决历史问题,即使考古发现溶于历史链条的某个环节上,使其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把时间搭上,往深里搞,往细里搞,看是否能搞出一点名堂来。

上面的想法,是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说实话,面对30多公斤的大堆古钱,在我的考古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究意如何搞,当时的确有些茫然,只好边干边学,跟着感觉走。

经初步整理,我惊奇地发现这是一堆十几个朝代的钱币,最早的是汉代的“半两”“五铢”,最多的是北宋钱,一抓一大把;我们十分想得到的西夏钱币却不多,半天挑不出来一个;而最晚的是西夏的“光定元宝”,西夏之后的钱如元钱、明钱、清钱则绝对没有。窖藏钱币的构成情况以及埋在深山峡谷中的情况,向我提出大堆问题:是不是西夏人埋藏的,它的埋藏与西夏的灭亡有无关系,在埋藏之前是否是西夏社会流行的货币,以及为什么宋钱多,西夏钱少呢,等等。

在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西夏研究一直困扰在因资料短缺(二十四史中有《辽史》《金史》,而无西夏史)而难于进展的状态中,被称为“绝学”。而有关西夏社会经济的资料更如凤毛麟角,难以寻求。钱币是社会生活中谁也少不了的东西,如果这批钱币真的就是西夏普通百姓花的钱的话,它将能对我们的研究提供多少信息呢!我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批钱币的价值。这种意识,随着榆树台窖藏钱币和滚钟口窖藏钱币的发现而更加明晰。这一批批钱币像是珍宝,像是迷宫,需要发掘,需要探索。

三、“钱币学家”的桂冠来之不易

隔行如隔山。什么钱币学,什么货币史,对我这个搞考古的来说,当然谈不到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要在西夏钱币研究上做出一点成绩,除对钱币学、货币史要有基本了解外,还必须首先搞清楚:西夏究竟铸造过多少种钱币;西夏以来下及明清、民国,前人做过什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等。也就是说既要占有考古方面的资料,又要占有文献方面的资料,从源头上来,从前人的基础上来,然后或许能搞出一点东西。如果东拼西凑,想走捷径,大概是结不出什么好果子的。

对我来说,考古方面的资料相对好解决一些。若干年来,我很注意收集包括西夏钱币在内的西夏方面的资料,并编过一本《西夏考古资料目录》,因此,无论是宁夏的,还是内蒙古、陕西、甘肃的,很快就收集到了。比较困难的,还是一般考古工作者所不熟悉的钱币学方面的资料。

应该说我还算是幸运的,一开始,我就从宁夏大学历史系借到了1958年出版的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彭信威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对货币史、钱币学研究贡献尤大。他的书在1965年曾经再版,洋洋70万言,至今仍是货币史研究的权威著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经出版过几本货币史方面的小册子,改革开放以后,又有货币史方面的新作问世,它们各有所长,对推动钱币学、货币史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但讨论问题之多,引述材料之丰富,所有著作都难与彭著相比。彭著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见解,令人折服, 对彭著的学习,使我获益匪浅,如果说我在钱币上多少做了些研究的话,是与彭著的润泽和引导分不开的。

彭著货币史也包括钱币学的内容,它包括历代钱币铸造和流通情况,以及有关钱币学论著的评介等等,对我特别有用。通过学习,我逐渐明白我国最早的钱币学著作《顾氏钱谱》,产生于南朝萧梁时代,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宋代以来,历经元明,特别是清代,钱谱论著如林,但现存最早的是南宋洪遵的《泉志》。毋庸置疑,搞钱币研究,当然应对历代有关论著有所了解,应该从最早的《泉志》开始。但是,这本并不太“孤”、在其他地方并不太难找到的古籍,在我们宁夏却没有,博物馆没有,宁夏大学、宁夏社科院没有,宁夏图书馆也没有。其他清代钱谱论著,也极少见到。这使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文化落后,也表现在图书资料不足、学术气氛不浓、信息闭塞等方面。这种状况令人苦恼,令人困惑,但又无可奈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图书资料如何研究!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学术研究的发展。

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活动空前活跃,我这个头上没有乌纱帽的人,也有机会到外地参加考古、钱币等方面的学术活动,接触学术界的朋友,到处跑跑看看,从而使我大开眼界,也给我提供了选购和查阅图书资料的方便。8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先后到过杭州、武汉、沈阳、上海、西安、兰州、北京、广州等地。所到之处,百货大楼、名胜古迹不一定要去,图书馆、新华书店、有关单位的资料室却是必须要走走的。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大有所获,收集了不少资料,购买了不少书,从而使我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续进行。

1982年6月,中国钱币学会成立, 1983年在洛阳举行了中国钱币学会年会。钱币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开展,对各省钱币研究组织的建立和地方学术活动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钱币学会的挂靠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具体工作由金融研究所承担。当时,宁夏钱币学会还没有成立,但人行金融所派人参加全国有关会议。我的第一篇有关西夏钱币的论文《西夏钱币辨证》,便是由马江海同志带到会上的。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行家们的评论。马江海带回来的信息是令人振奋的,说受到钱币学会领导和专家们的好评与赞赏,认为是西夏钱币研究上的突破,是第一篇正儿八经研究西夏钱币的论文。这篇文章成为我进入钱币学这一领域的标志。1983年12月,经著名钱币学家朱活(山东省博物馆)、耿宗仁(中国历史博物馆)二位先生介绍,我成为我区第一个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当时由中国钱币学会个别吸收,会员不多)。后来还被推选为中国钱币学会少数民族钱币研究会领导小组成员。时过境迁,朱、耿二位先生已经仙逝,借此表示对他们的深深的哀思。

有人说我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我对西夏钱币研究的效果上来说似乎并不为过,我的论文《西夏钱币辨证》在1984年第4期《中国钱币》上发表后,陕西、河南、宁夏有关刊物竞相转载或做资料摘编,还被收入中国钱币学会编选的《中国钱币论文集》(1985年); 1984年内蒙古图书馆编印的《钱币书目提要》,称其为“研究西夏钱币的权威著作”。1985年应国家文物局的邀请,我担任郑州钱币培训班的教师,讲授“辽西夏金元四朝钱币”。我的“钱币学家”桂冠,或即由此而来。这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

四、钱币窖藏记录着西夏百姓的灾难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们在进行野外调查时,十分注意地表遗存状况,如果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些残砖破瓦、陶瓷残片,就会想到这里是不是一个古代遗址; 如果有遗址,又会想到附近是否有墓葬;等等。社会就是这样的,生,就会留下遗址、遗迹;死,就会留下墓葬。考古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生话,使现代的人知道人类是怎样走过来的,从而知古鉴今,古为今用。有鉴于此,我们在考察大风沟、榆树台窖藏时,都十分注意寻找有无其他遗址、墓葬遗迹。按说,钱是人埋下去的,应该有人生活的遗迹。但是,考察的结果,既无墓葬,也无遗址,连块破砖烂瓦也没有。这是为什么,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呢?

还有,说起窖藏,人们会想到有生活窖藏,如菜窖、粮窖,或是放置物品的窖藏;有珍宝客藏,如官宦、富豪之家,出于某种原因,将金银珠宝、贵重物品等藏入其中。但不论如何,窖藏总是与人们的生活起居息息相关,一般说来,不应远离宅地,而且还要进行构筑,前者要求开启方便,后者要求坚固隐蔽,珍宝还应放在箱奁之内,再行入藏。而贺兰山的所谓窖藏,无任何建筑材料和构筑痕迹可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是窖,是个土坑。人们为什么要将钱埋在至今难以生存的深山峡谷,埋在毫不加以构筑的土坑里呢?

前面谈到,窖藏中最晚的钱币是“光定元宝”,“光定”是西夏第8代皇帝李遵顼的年号,时间是1211—1222年,其最后一年距成吉思汗灭亡西夏仅有5年。这事实,强烈地暗示我们,钱币的埋藏或许与蒙古灭夏战争有关。联系蒙古西夏六次战争,特别是最后一次灭亡西夏战争的历史,终于使我们明白:这些钱币是逃避蒙古战争灾难的西夏难民埋藏的。

蒙古的“征服”战争,以其残酷性而闻名于世。蒙古铁骑的西征,被西方誉为“黄祸”“上帝之鞭”。而成吉思汗的死,又给准备投降的西夏人民带来灭顶之灾。世界通史巨著、蒙古伊利罕国宰相波斯人拉施特(1247-1317)所撰《史集》,世界名著、波斯史学家费志尼(1226-1283)所著《世界征服者史》,都是专门记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远征各国的历史。这些在西夏灭亡后不久就产生的著作,当然也详细记述了蒙古灭夏的情况,大意是:在兵临城下之际,西夏末帝李目见答应一个月后献城投降;成吉思汗临终遗言死后秘不发丧,待李目见献城投降时将西夏人全部杀死;成吉思汗死后诸将如命而行,尽“屠”其城。第一部西夏编年史《弘治宁夏新志·拓跋夏考证》,也概述了蒙古灭夏的情况:“蒙古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二,白骨蔽野。”

战争的残酷,死亡的威胁,迫使西夏百姓逃入深山老林。逃难的人当然会将赖以生存的钱币带上。总是又有什么意外情况需要转移,而笨重的钱币又无法带走,于是仓促挖个土坑埋下,待他日安定后回来再取。事实证明他们再没有回来,于是理入土中无人知晓的钱币,在750多年后的今天又重见天日。窖藏钱币是逃避蒙古“锋镝”的西夏难民埋藏的,它记录了战争给西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记录了一幕幕生动而悲惨的故事。

五、西夏社会竟然主要流通北宋钱币

在研究工作中,有些问题是预先想到的,有些则是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西夏人花什么钱,也即西夏主要流通什么货币,就是研究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面对这一大堆钱, 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分类整理,按朝代的先后,按钱文年号和书体的不同,进行挑选分类,然后计量分析。这是一项十分繁杂、琐碎而费时的工作,在铜锈散发出的有害粉尘和气体中,将像小山一样的数万枚钱币进行检选,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先粗分,再细分,还要反复核查,三批数万枚钱币,每枚都要从手上过几次,博物馆的高小珍、张莉同志,还有前副馆长马文忠等,都帮助整理过。一干就是几个月,很是辛苦。写到这里,顺便表示对他们的感谢。这是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研究工作肯定会受影响。

前面大体谈到窖藏钱币具有宋钱多、西夏钱少的构成特点。这个情况是整理大风沟窖藏钱币时就发现的,经统计,在8500多枚钱币中,北宋钱占84.9%,西夏钱只有1.4%,少得可怜。这个数字让人不可理解,西夏人的窖藏,为什么西夏钱币如此之少?当时想:一个窖藏的数字能说明什么,也许是事出偶然吧?随后,榆树台的数字出来了,北宋钱87.7%,西夏钱0.9%;滚钟口的数字出来了,北宋钱85.6%,西夏钱1.5%。我们还能认为大风沟的数字偶然吗?这是硬梆梆的事实:西夏钱就是少。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其他西夏考古中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您能相信吗,在埋葬西夏帝王的西夏陵的考古中,只出土了一枚“光定元宝”,还是填土中发现的;在著名的西夏古城省嵬城的发掘中,竟未发现一枚西夏钱。在其他地方也有西夏窖钱币发现,如出土珍稀品种“元德重宝”的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二道川窖藏, 在33.5公斤钱币中,北宋钱占到97%;甘肃武威发现的从汉代到西夏的42公斤钱币中,北宋钱是23种,西夏钱只有“天盛”一种;在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的605公斤窖藏币中,北宋钱占81%……。这些陵墓、城址、窖藏,有的在西夏的心脏地带,有的在西夏的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它们的共同点是西夏钱很少甚或没有,而北宋钱绝不会没有,都占绝对的多数。这些数字和贺兰山数处窖藏的数字一样,一再显示在西夏社会中北宋钱占有突出的地位。  

据有关资料,西夏从第二代皇帝毅宗谅祚开始铸钱,到第八代神宗遵顼止,可以确认的共铸过5种年号的西夏文钱, 9种年号的汉文钱;有的数量较多,如“天盛元宝”“光定无宝” 等;有的则很少,全国加在起,也只有三五枚十多枚不等,如西夏文钱“福圣宝钱”“贞观宝钱”,汉文钱“大安通宝”“元德通宝” 等。据此,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西夏在铸造了十几种钱币之后,在将要亡国之前,西夏社会主要流通的是北宋货币,而不是西夏货币。这就是说,西夏虽然铸造过货币,但在其建国前后,直到被蒙古所灭的200多年中,在西夏境内主要流通的不是西夏货币,而是北宋货币。

按常理:唐朝人花唐朝的钱,宋朝人使用宋朝的钱,西夏也应主要流通自己的钱。而考古材料证明,西夏社会主要流通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北宋钱。这一有违常理的现象,却是历史事实,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复杂性吧(后来知道,辽金主要流通的也是北宋货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已初步做了些探讨,认为究其根本原因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够发达所致。这一情况反映了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北宋的依赖,这是宋夏关系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夏社会经济的一大特点。

六、找到了西夏钱币的源头

西夏究竟铸造过多少种钱币,这是研究西夏钱币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先贤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如果要图省事,现成的答案是有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吴天墀《西夏史稿》,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再版时改为《中国货币史纲要》)等,这些研究历代货币经济和钱币的权威著作,都或多或少写到了西夏钱币。先辈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不能不给以格外的重视。但是,我们又不能不问,这些著作说到有这种钱币有那种钱币的根据又是什么?是不是把所有的西夏钱币都写进去了?为什么有的书上有“天授”“大德”等钱,有的书上却没有呢?这些问题,在这些权威著作中都找不到答案。彭信威先生是当代研究货币史和钱币学的泰斗,在其传世之作、洋洋70万言的《中国货币史》中,涉及西夏钱币的则不足千字。这说明有关西夏钱币的许多问题,尚待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如何去研究,我觉得只有溯其源、导其流,打破砂锅问到底,再结合考古发现的资料(这一个前人所不具备的优势),或许能梳理清楚西夏钱币的脉络,大体搞清楚西夏钱币的品种。

如何溯其源,导其流,当然首先想到的是正史。历代铸造钱币情况,正史《食货志》多有记述。《宋史·夏国传》也载有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孝在天盛十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的事,也就是说西夏设置钱监,铸造了“天盛”钱。这是正史中有关西夏铸钱仅有的一条史料。清代吴广成《西夏书事》,民国戴锡章《西夏记》,都沿袭了这一说法,而无另外的品种。难道西夏就铸过“天盛”一种钱币吗?考古材料说明远非如此。与此同时,我不能不将注意力转移到考古界所不太了解的钱谱上来。

钱谱是专门著录和研究钱币的著作。如前述,现知我国最早的钱谱是南朝的《顾氏钱谱》。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产生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的洪遵《泉志》。这不仅因为它是现存最早的钱谱,更主要的是《泉志》产生的时期,正是西夏封建文化最为繁荣的仁宗时期。要找西夏钱币的源头,只能从这里开始。记得是在北京柏林寺原北京图书馆古籍部看到这本书的,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只能抄录了有关部分。《泉志》对辽钱记述颇详,而涉及西夏钱的只有一枚, 就是包括彭信威、千家驹都认为是西夏钱的“梵字钱”。当时觉得查《泉志》收获不大,有点遗憾。后来逐渐意识到这不是什么遗憾,是个很大的收获:以后的研究表明,洪遵并不是将“梵字钱”作为西夏钱来著录的。

元明两代的钱谱当然不能不注意到。似乎这两代传下来的钱谱著作不多,后来看到的明代胡我琨《钱通》,李世熊《钱神志》,或是沿袭《泉志》说法,或是所记极为简略,都未涉及西夏钱币。令人感叹的是,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得到著录,是在西夏灭亡已500多年之后的清乾隆时期。乾隆《钦定钱录》明文著录了西夏钱“天盛元宝”,这是钱谱中明文著录的第一枚西夏钱币, 尽管它沿袭了《宋史》的说法,却是钱谱中西夏钱“零的突破”,在西夏钱币研究史上还是有意义的。

《钦定钱录》著录 “天盛元宝”,是钱谱著录西夏钱币的前奏,还算不上真正的源头。在清代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影响下,人们重视包括钱币在内的金石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据有关资料,从乾嘉时期到清末民国,钱币学论著的刊本和抄本竟有百种之多,其中部分钱谱著录了西夏钱币。经过数年的查找收集,择其重要者按刊出时间先后排出,终于发现刊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初尚龄《吉金所见录》,是系统著录西夏钱币最早的钱谱,应该说人们对西夏钱币的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该书卷十三记述了清代金石学家刘青园在1805年发现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夏窖藏钱币的情况:“土人拙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还有被称为“梵字钱”的西夏文钱,并将这些钱逐一著录,使西夏钱币在钱谱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其后所出重要钱谱,诸如《钱志新编》《古今钱略》《古泉汇》等,都相沿著录,或稍有损益。刘青园的发现和初尚龄的记述,在西夏钱币研究上是有重大价值的,应该大书特书。西夏钱币的源头就在这里。

西夏钱币源头的探索和对西钱币的梳理,经历了一个收集资料,整理排比,理解消化的过程。一旦问题解决后,还真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在此基础上,再看到有关的资料,似乎就好理解的多了。我们所以能梳理出西夏钱币的脉络,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综合考察的结果。源头清楚了,顺流而下,它的流向也就明白了。这时,我们对先贤们的论著和古钱谱的著述,不仅不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而且还可以评头论足了。

本文原牛达生著《西夏钱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10月版收录在宁夏文史研究馆编《馆员文论新选》2018年内部印行,作者系宁夏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