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灵洲、灵州、灵武谷、灵武城址及其它 ——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个错误

   浏览次数:1079    发布日期: 2020-04-28

历史上的灵洲、灵州、灵武谷、灵武城址及其它

——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个错误

杨森翔

由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在普及历史地理知识、方便教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当时科研水平的限制,很多历史地理的疑案、悬案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这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研究的发展,当时的一些疑案、悬案,如今已找到了答案。最近,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型文献《吴忠与灵州》就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这样,公布新的科研成果,纠正旧的谬误,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需的。1975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个错误和遗憾是:对西汉时的“灵洲”没有标注,却把“灵州”标注在今宁夏灵武市北、永宁附近,把“灵武谷”和“灵武县”标注在今宁夏银川市北、平罗县附近。不但如此,该地图集还把东汉以降、明代以前的灵州、灵武的沿革变迁地址全部标注错了,这不但对宁夏地方史地的研究造成不利影响,而且对中国古代史地的研究同样不利。

一、关于灵洲

灵洲,是古代宁夏黄河上的一个洲渚。唐颜师古解释说:“水中可居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洲,又曰河奇也。”“灵洲”是个地理单位,早在西汉以前就已存在。据曾经到过灵洲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的描述,在秦汉时期,宁夏段黄河一出青铜峡口,便别络分流:主流向北,支流向东,在今宁夏陶乐南两流相会,于是便形成了一硕大无朋的洲渚,这便是灵洲!

“灵洲”的面积究竟有多大呢?这就需要弄清古代黄河主流(隋唐以前称“西河”、“上河”)和枝津(又称“东枝”、“下河”)的流径路线。所幸《水经注》对此记述甚详:河水“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谓之青山峡。河水历峡北注,枝分东出。河水又北迳富平县故城西(郦道元注:秦置北部都尉治县城,王莽谓郡为威戎,县曰[恃]、[持]特武………)。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引者注:原文如此。这一句疑为郦道元注文,非《水经》原文。因为薄骨律镇始置于北魏。《水经》成书时的西晋尚无建置),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河水又北迳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迳上河城东,世谓之汉城。……河又北迳典农城东,俗名为之吕城……河水又东北迳廉县故城东……河水汉北与枝津合……河水又东北迳浑怀障西……。水受大河,东北迳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无水……。”

所谓“北地富平县”即汉富平城,其址大约在今宁夏吴忠关马湖、金积附近,它的西边不远处即为牛首山和峡口山,两山相夹处即为青铜峡。“上河峡”、“青山峡”就是今天的青铜峡。“富平县故城”是秦朝大将蒙恬于公元前214年初设的富平县旧址,也即秦富平城,其址大约在今宁夏金积与吴忠之间。“薄骨律镇城”也叫“果园城”、“白口骝”,即魏明帝时复置的“灵州”城,址在古“灵洲(河奇)”上,今吴忠西北早元、古城湾一带即是。前一个“典农城”即南典农城也叫“胡城”,址在今宁夏青铜峡市邵岗与玉泉营之间。“上河城”约在今宁夏永宁县西南。后一个“典农城”即北典农城,也叫“吕城”,址在今永宁县西北、陶乐南。“廉县故城”在今宁夏银川西北、贺兰县暖泉附近。“浑怀障”址在今陶乐西南兵沟一带。

把上述《水经注》那段话中的古地名与今地名互相对照,一幅北魏以前黄河主流与支流的流向路线示意图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西河”河道大概从今宁夏青铜峡渠口向北,经青铜峡连湖、永宁县增岗、银川七十二连湖、西湖、贺兰县常信乡再向东北,在陶乐西南与支流汇合;“枝津”一出青铜峡口即向东分出,经吴忠关马湖流至黄沙窝海子,又沿着鄂尔多斯台地西缘向北流去,是一个相当大的河湾,它与“西河”之间形成了一个南北长约9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其面积几近3000平方公里的洲渚!这在整个黄河流域独一无二,堪称第一。无怪乎古人要把它惊呼为“河奇”、“灵洲”了。正因为其面积大,也才能如唐代大学问家颜师古所说,“随水高下,未尝沦没”。这样,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汉中央政府在这块神奇而丰饶的土地上设置“灵州”县与“河奇苑”、“号非苑”两个大型军马养殖场,才显得顺理成章。

需要强调说明的有两点:一是,“灵洲”在北魏以前存在,至北魏时,因“东枝”(也称“枝津”)断流,这个硕大无朋的洲渚已与河东鄂尔多斯台地连成一片,地形地理意义上的灵洲已不复存在。一郦道元说得明白:“(东枝)今无水”;二是,西汉灵州初置地点不但在"灵洲”上,而且还在“灵洲”的南部,而北部则是河奇苑和号非苑……颜师古说得明白:“二苑皆在(灵洲)北焉。”

二、关于灵州

灵州,因“灵洲”而得名。如前所述,它初置于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其址在“灵洲”的南部也即今宁夏银川以南。《汉书·地理志》说:“灵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号非苑。”这不但是由《汉书·地理志》及颜师古的注释所确定,而且也为《水经注》及宁夏开发史所证明。史载,宁夏开发最早的地区是河东吴忠灌区,历史最悠久的渠道是河东的秦渠和汉渠,而这两个渠系均在今银川以南的吴忠境内。银川及银川以北,在明代时尚因“卑湿,水泉恶”、“地碱,居人病之”(朱梅《宁夏志》),不适于居住,何况是更早的西汉。东汉时期,因羌族3次起义,郡县纷纷内徙。初设于秦代的富平县被迫三迁其址,最终迁移至陕西耀德,即今陕西富平县;灵州也为各部羌胡控制。三国及魏晋亦然。这一时期,因政权频繁更迭,史籍对灵州建置无系统记载,唯知赫连勃勃大夏据有灵州时,曾将汉名更为戎名“白口骝”(关于“白口骝”,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解释说:“访诸耆旧,咸言赫连之世,有驳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骗”)、“果园城”;北魏时又名“薄骨律镇”,郦道元说是“(白口骝)音转之故也”;魏明帝孝昌中(526年)复置灵州,“初在河北”(因河流方向不正之故,又称“河西”),旋又移至河南(东)的“果园所筑城,”也即北魏时的“薄骨律镇”;北周时又名普乐郡、回乐县;隋大业三年(607年)实行郡管县体制,“并省诸州”,遂将灵州更名为灵武郡。这样,本来异名异地的灵州与灵武(亦为西汉初年设置),至此渐走向同名同地。(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灵武”县仍存在,其址在黄河以西,因河流方向不正之故,有时又称“河北”,归灵武郡管辖)。在唐代,灵州曾是“天下劲兵”朔方节度使的驻地,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接受过西北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归附,唐肃宗在这里登基称帝并借朔方军而平定“安史之乱”,因而名重一时。唐末五代,灵州不但依然保留了它在国防、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而且由于西域使节、商贾进人中原时必须通过这里,于是,它又成了当时中国西部仅次于长安的国际商贸大都会(参见长泽和俊《唐末、五代、宋初之灵州》,中译本《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宋代,由于西夏据有了灵州,切断了宋朝与西域各国的通道,灵州在东西贸易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到了明代初年,由于黄河进入新一轮的“不安流期”(史念海语),灵州古城被黄河水“冲激崩圮”,被迫向东北方向“三迁其址”(明代张九德语),最后落脚在今天的宁夏灵武市。灵州古城遂从历史上消失,其城址也成为一桩历史疑案。

最近,宁夏吴忠市在城市建设中发现并发掘了一片总面积超过450万平米的规模庞大的唐代墓葬群,同时出土了一方“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称吕氏夫人“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六日终于灵州私第,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十月十四日殡于回乐县东原”。我们知道,唐代灵州与回乐县同址而治。吕氏夫人墓志的出土,证明了唐代灵州与回乐县就在今宁夏吴忠市,从而解决了一个“千古之谜”。

说明代以前的灵州(尤其是唐宋灵州)址在今宁夏吴忠市境,证据绝不止“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一个,而是还有一个由考古发掘――文献记载――民间口碑资料――实地勘察结论所组成的环环相扣的证据链。

首先,请看文献记载和实地勘察的证据:《元和郡县图志》卷4:“灵州……其堿赫连勃勃所置果园,今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置薄骨律镇,后改置灵州,以州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灵州。周置总管府,隋大业元年罢府为灵州……回乐县……温泉盐池,在县南183里……安乐川,在灵州南稍东180里。

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在《宁夏历史地理考》一书中考辨说:按《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今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则从北魏到唐代,灵州治所一直未变。唐灵州即回乐县治,在温泉盐池(今盐池县西界惠安盐湖)之北183里,安乐川(今同心县东北韦州)北稍西180里。这两个方位准确到“三里”、“稍东”,足以考证灵州城的确切位置。由惠安堡盐湖向北183里,已到吴忠市北境黄河岸边(今由惠安堡沿公路北稍西至吴忠市为75公里)。因为明代以前的灵州城早已被河水汛毁,遗址不存,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考证。同时,他们还建议学术界把自朱旃《宁夏志》后一直沿用的“今灵武西南”说改为“今吴忠”说。他们认为:今人根据清代、民国年间的历史著述去考证宋代以前的灵州城,经常沿用“在灵武西南”的说法。殊不知在清朝、近代只有灵州或灵武县,吴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增设的建置。过去说“灵武西南”无误,而今天再沿用就不够准确了。

《新唐书》、《宋史》、《西夏地形图》、《续资治通鉴长编》、《宣德宁夏志》、《读史方舆纪要》、《嘉靖宁夏新志》及今人著作《西夏地理研究》等文献,对灵州与秦渠、黄河及周边关系的记载,也是我们考证古灵州城址的重要文献依据。

(一)古灵州城与秦渠的关系

1.《新唐书·代宗本纪》卷6:(大历八年八月)已未,吐蕃寇灵州。郭子仪败之七级渠。

2.《宋史·刘昌祚传》卷349:(刘昌祚)元丰四年,为泾原副都总管。王师西征……昌祚出胡卢川,次磨齐隘……遂薄灵州……遵裕困城18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级渠以灌遵裕师,军遂溃。

3.《读史方舆纪要》卷62:(宁夏镇)灵州守御千户所……七级渠,在所城南,唐大历八年,吐蕃寇灵州,郭子仪败之于七级渠。宋元丰中,刘昌祚围灵州,夏人决七级渠灌之,是也。

所谓“七级渠”即秦家渠,亦即今天的秦渠。经实地勘察,上述各文献记载的秦渠与古灵州的方位,正与今天秦渠与吴忠的方位相一致。

(二)古灵州城与兴教寺,石佛寺的关系

1.《宣德宁夏志》:兴教寺,古弥陀寺也。……永乐间奉敕改今名。在黄河南,古灵州城西。石佛寺,古胜佛寺也……在兴教寺东,古灵州城上。

2.《嘉靖宁夏新志》:兴教寺在古灵州“城西”,石佛寺“古灵州城址”。

3.《嘉庆灵州志迹》:“旧志载:兴教寺,在城内。石佛寺,在城北。”

经实地勘察,兴教寺、石佛寺,皆为吴忠旧寺,址在今吴忠城西和东塔寺乡。说石佛寺“在兴教寺东,古灵州城上(‘上’与‘北’同义)”,那就是说,唐肃宗登基的灵州城就在今天的吴忠。

(三)古灵州城与瓦渠等“四里”的关系

《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因古灵州城址被黄河水冲激崩圮,被迫向北、向东数次搬迁,城中的居民也随之搬迁。但仍有一些人不愿搬迁,他们便是古灵州的“原遗土民及他郡工役民夫之忘归者”。于是,当时的政府便“编集原遗(即古灵州)土民及他郡工役民夫之忘归者,为瓦渠、枣园、苜蓿、板桥四里”。也就是说,把那些不愿搬迁的人家重新编为“四里”即4个居民点,就地安置。上述“四里”(即四个居民点)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吴忠。很显然,这也是“古灵州城址就在今吴忠”的证据。

(四)古灵州城与黄河及“河崖子”的关系

《元和郡县图志》卷4记载“灵州……枕黄河。”这是说灵州城紧靠黄河。唐吕温诗曰:“河绕古灵州。”这是说灵州城不但紧靠黄河,而且还被黄河环绕。《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至道二年(996年)五月壬子条则说得更清楚:“况灵武郡城介在河上,馈运艰阻”。“介”有间隔、隔开、处于两者之间之义。所谓“郡城介在河上”,是说灵武郡城处在黄河主流与支流分叉处,被河水隔开。《长编》元丰四年( 1081年)十二月戊午条记载得更具体:“灵州绕城旧有黄河分水”。这里有三个地方值特别注意:一是“灵州绕城”的“绕”字,其与唐诗“河绕古灵州"异曲同工;二是“旧有”,也即以前就有、原来就有,而不是现在才有;三是“黄河分水”,也就是说,灵州城附近的黄河一分为二, 即有主流与支流之分。经这样一分析,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明显:灵州城附近的黄河,在很久以前,就分为主流和支流,绕城而过。这不但证明了宋代(西夏)灵州城所处的具体位置,就是在黄河主流与支流的“分水”处,而且也吕温的“河绕古灵州”作了注脚,印证了唐代灵州也处在黄河主流与支流的分叉处。

查宋人所绘《西夏地形图》,灵州(西夏称西平府、翔庆军)恰在黄河主流与支流的分岔处。经我们实地勘察,今吴忠古城湾至灵武市,有一“古河崖子”,其走向与今吴忠经东塔寺乡、灵武郝家桥乡、崇兴至灵武的公路平行,其轨迹恰与《西夏地形图》上的黄河支流相吻合,这也有力地证明古灵州城就在今天的吴忠。

(五)古灵州城与兴庆、盐州、浦洛河、永州、静州、顺州、田州的关系

根据王天顺先生的《西夏地理研究》一书中第九章 ,关于西夏交通道路的论述,所提及的有关数据如下:兴庆府(今银川)向南,40里永州(今永宁县),25里静州(今永宁县望洪乡),经吕渡南渡黄河60里至灵州;由灵州为起点算起,北渡黄河50里为顺州(即胡地城,唐时灵武县,址在今邵刚西),东至盐州(今盐池与定边交界处)约300里;灵州向南, 50里清边镇(今白土岗子),70里圣泉(今石沟驿),70里浦洛河(今惠安堡)。

分别运用“倒推法”,则今银川至“灵州”、惠安堡至“灵州”、盐池至“灵州”三点皆在今吴忠市境内重合一这 也证明今天的吴忠,就是古代的灵州。

其次,再看民间口碑资料的证据。前述《元和郡县图志》卷4记载“灵州……回乐县,望。郭下。本汉富平县地,属北地郡……后周置回乐,枕黄河。”这是说回乐就是灵州的治所,且紧靠黄河。回乐县又在哪里呢?就在吴忠。在“大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出土以前,早在解放前的1943年绘制的《清末民国吴忠堡略图》就对当时吴忠堡保留的古回乐的历史记忆所记甚详。据地方志记载,早在明代,吴忠堡刚修建之时,吴忠就保留了“回乐县旧衙”及《宣德宁夏志》上所记“兴教寺”、“石佛寺”等古寺;清朝末年,重修吴忠堡,堡内不仅仍保留了“回乐县旧衙”、“兴教寺”等古建筑,而且又有“回乐大舞台”及“古回乐牌楼”等,这些都是“古回乐在吴忠”的证据。解放后,直到1956年,有人在吴忠还亲眼看到“古回乐”牌楼。吴忠职业技术学院退休美术教师樊华光(甘肃武都人,195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吴忠中学教书)在他当年的写生画中对此还有记录。已故石作玺先生生前曾有个油印的调查材料,对此亦多记述。他说:“据吴忠有人回忆的历史资料中称:清光绪十二年,平毁吴忠堡内原回乐县衙门。民国初,吴忠堡修建了“回乐剧场”。

据上所述,不但唐宋(西夏)灵州城址在今宁夏吴忠是清楚的,而且西汉惠帝初置时的灵州城址也是清楚的。

但为什么《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把唐宋灵州城址标注在今宁夏吴忠与灵武之间(这当然是错误的)外,还把西汉惠帝初置的灵州标注在今宁夏灵武市北、永宁县附近(即黄河以西,古代黄河因流向不正之故,亦称“河北”)呢?有什么根据呢?笔者查遍手头所有资料,均未发现汉灵州曾在“河北”、“河西”的记载。只发现《括地志》有这样一句话:(北魏)“薄骨律镇城以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曰灵州。初在河北胡城,大统六年于果园复筑城以为州,即今之州城是也。”(《宣德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嘉庆灵州志迹》等也有类似记载)。是不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者把这段话中“初在河北胡城”的“初”理解成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灵州初置的“初”?细味《括地志》这段文字,它讲的是北魏时薄骨律镇(灵州)的沿革变迁:魏明帝时复置灵州,“初”在河北,旋又移至“果园城”也,即薄骨律镇城。此“初”是魏明帝复置灵州的“初”,是在“孝昌中”即526年,而非西汉惠帝初置灵州的“初”(前191年)。

从北魏至隋、唐、宋(西夏) 、元,灵州城的城址再未变迁过,都在今宁夏吴忠市。因此,《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作者有必要对古灵州的沿革变迁作一仔细考查,还历史本来面目。

三、关于灵武谷

灵武谷,亦名灵武口,系汉代贺兰山的一个山口。《后汉书·段颎传》卷95注引唐章怀太子李贤的话说:“灵武,县名,有谷。”《资治通鉴·汉纪》:“(建宁元年)段颎将轻兵追羌……连破之,又战于灵武谷。”灵武谷址在什么地方,不仅关乎谷口本身,也关乎与该谷口有关的西汉灵武县城。

灵武谷(口)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今宁夏银川西南、青铜峡市境的贺兰山东侧。这也是由文献记载……实地勘察的证据证明了的。

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在记述贺兰山的南北走向时说得很明白:“(贺兰山)迤逦向北径灵武县,又西北经保静西,又北经怀远县西……”这里记述的贺兰山走向,是从“灵武县”开始,一直向北,先经过“保静西”,又向北才经过“怀远县西”。“保静”即永宁南,“怀远”即今银川老城。可见灵武县是在“保静”(今永宁南)和“怀远县”(今银川)的西南,这是没有一点疑问的。我们知道,这里的“灵武县”就是汉初设置在“灵武谷(口)” 附近的那个县城。因而,“灵武谷(口)”在银川西南的贺兰山某处,也是没有一点疑问的。

详查宋人所绘《西夏地形图》,四在“西夏祖坟”(即银川西夏王陵)的西南侧(今青铜峡市境),标有“灵武山”字样。灵武山就是灵武谷(口)的所在地――这是说灵武谷(口)在银川西南。

由朱元章十六子、曾在宁夏生活过45年的庆靖王朱旃亲自撰写的《宣德宁夏志》记载:“莎罗模山……在(宁夏即今银川)城西南100余里,贺兰山东灵武口。”所谓“莎罗模山”即今天的大、小柳木高山,也称双山,址在今宁夏银川西南、青铜峡市邵刚堡西面的贺兰山东麗,这也是说灵武谷(口)在银川西南、邵刚堡西。

《嘉靖宁夏新志》又载:“莎罗模山(今名大、小柳木高山),(宁夏)城西南100里,近贺兰山之灵武口。”这还是说灵武谷(口)在银川西南。

《朔方道志》卷5“宁朔县关梁”条云:“南路边口十:……曰赤木,曰峡口,曰双山, 曰灵武,曰金塔”。所谓宁朔县“南路边”,也即今银川的南路边,上引宁朔县“南路边口十”即贺兰山的10个山口,均在今银川西南。“双山”就是莎罗模山,也称大、小柳木高山,“灵武”就是灵武谷(口),这更具体地点明灵武谷(口)就在银川西南、青铜峡市境。

而且,根据古文献资料,专家们实地考察的结果是:所谓“柳木高”,就是“灵武谷(口)”的音转。这又是“灵武谷(口)”在今银川西南、青铜峡市境、邵刚堡西的地理确证。

那么,《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什么把西汉灵武谷(口)标注在今宁夏银川西北、平罗县附近呢?原来,这是受唐章怀太子李贤的一条误注的影响。

据《后汉书·段颎传》卷95注引李贤原文:“灵武,县名,有谷,在今怀远县西北是也。”唐怀远县即今银川市老城。这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大辞典》等书编者将汉代灵武谷定在今宁夏银川(唐怀远县)西北的根据。其实,李贤所说“怀远县西北”实为“西南”之误。

四、关于灵武

灵武,也是西汉初年设置在宁夏黄河以西、贺兰山下的一座县城,因其西侧有灵武谷而名。《汉书·地理志》卷28下北地郡:“灵武,莽日威戎亭。”《后汉书·段颎传》卷95注引唐章怀太子李贤的话说:“灵武,县名,有谷。”《资治通鉴·汉纪》:“(建宁元年)段颎将轻兵追羌……连破之,又战于灵武谷。”这都是灵武县有“谷”的证据。灵武谷在什么地方?这是确定西汉初置灵武县址的关键。我们在“关于灵武谷”一节中已经证明,汉代灵武谷就在今宁夏银川西南100里处的“柳木高”。因此,西汉初所置的灵武县,其址亦在今银川西南,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那么,西汉灵武县,其址具体在今银川西南的什么地方呢?《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灵武县城东南至灵州(唐代灵州,址在今吴忠)“88里”(以道路弯曲且唐里小于今里之故,异于下文所引《嘉靖宁夏新志》“50里”之数),南至唐代的汉渠(实际应是渠口)为“50里”。而唐代的汉渠口是可以考查清楚的,约在今青铜峡水库大坝之北偏东14里的唐徕渠口。由此向北50里,由吴忠向西88里(唐里),就是今青铜峡市的邵刚堡之西。而这个地方,古代又叫“胡城”、“(南)典农城”,正好与贺兰山之“灵武口(柳木高)”相对。这是说汉初“灵武县”城址在今银川西南、青铜峡市境、灵武谷(口)之东平原地带的邵刚、玉泉营附近。

《嘉靖宁夏新志》载:“灵武镇,今(宁夏即银川)城南60里,汉故灵武县,唐镇名。南(东)渡黄河至古灵州(今吴忠)50里。”这也是说“汉故灵武县”城址在今银川南、吴忠西、青铜峡市境。

《读史方舆纪要》卷62“宁夏镇”条:“灵武城,在(宁夏)镇南,汉置县,属北地郡,后汉省”。“宁夏镇”即银川城,“后汉省”即东汉废。这还是说汉置灵武县城址在今银川市南。

《大清一统志》云:“灵武故城有三:一为汉县,在今宁夏府宁朔县西北……”这个汉代灵武县,就是西汉初设置的灵武县;“宁朔县”为清雍正二年设,与宁夏府、宁夏县同治一城( 今银川老城),隶宁夏府,辖堡寨23和府城内更名户、张滕户、邵必户、谢谷俊户四街区。辖境相当于今银川市南的永宁县、青铜峡市及贺兰县部分地区。但不包括“银北平罗县”是确实的。这仍然是说汉初设置的灵武县址在今银川南而非银川北!

这就是我们考证出的“汉初灵武县”城址在今银川南、青铜峡市境、邵刚西、玉泉营附近的结论。

同灵州一样,西汉灵武县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因战乱等原因,屡次搬迁。其搬迁沿革轨迹如下:

到了东汉,灵武县被废弃,但其故址犹在。南北朝时,因后(北)魏大破赫连昌(赫连勃勃之子,大夏第二代帝王),将归附的“胡户”(少数民族降众)安置到这里,所以,这个被废弃的县城遗址又叫“胡城”或“胡地城”。胡城,或曰胡地城,也叫(南)典农城。据《水经注》的记述:黄河主流经过富平城后,“又北迳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迳上河城东。河水又北迳典农城东。”这里有两个典农城,一个在“上河城”(今永宁县西南)的南面,一个在上河城的北面(今陶乐南)。南典农城,郦道元注释说是“世谓之胡城”。由此可见,胡城、(南)典农城与废弃的西汉灵武县城是同一个地方。

到了隋仁寿元年(601年)又恢复了灵武县的建置。其治所与北周始置的“历城郡”、“建安县”、隋代所置的“广润县”(后为避杨广讳,改广为大,叫“大润县”)同治于汉浑怀障故址,即今灵武市北、陶乐南之兵沟附近,也即北典农城。但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旋即又将灵武县移回汉初原址即胡城(南典农城)(《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从此,灵武县的名称虽有变化,但城址再没有搬迁过。

这里有一个问题还须辨证一下,即隋朝将灵武县复置于今灵武市北、陶乐南的“大润(建安县)”(汉浑怀障址)究竟有多长时间?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是《元和郡县图志》的说法:灵武县,隋仁寿元年(601年)复置,移入胡地城安置。按此说,隋灵武县治于今灵武市北、陶乐南不足一年,当年即移入“胡地城”(西汉灵武旧址);一是《太平寰宇记》的说法:“唐武德五年(622年),移旧灵武县于胡地城”。按此说,隋灵武县治于今灵武市北、陶乐南有22年的时间。哪种说法正确呢?《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人著作,距隋朝时间不长;《太平寰字记》是宋人著作,距隋代又隔了几个朝代。当然是《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更可信。

到了北宋初开宝年间(968―975 年),这个“灵武县”便又一次被废弃了。

1002年,西夏据有宁夏后,被废弃的灵武县受到重视,被升为顺州,亦称“归顺州”,辖今青铜峡市河西地区及永宁县西部。

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 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十二年( 1275年),元朝在西夏顺州旧址复置灵武县。由于《元史·地理志》只书宁夏府路“领三州” ,不载属县,所以灵武县的归隶和辖境不太清楚。但其治所在黄河西岸,今青铜峡市北境确当无疑。

可能在元代后期,灵武县由于其地位无足轻重,已由县降为镇了。而到了明代,原来的“汉灵武城”就被朱栴的《宁夏志》列到“古迹”里去了。但“灵武城”的名称及遗址尚存。朱栴说此“亦屯军居之”。意思是说,灵武旧城,成了屯兵的地方。今之邵刚西、玉泉营附近有不少唐墓及唐代文化遗存,也是“灵武县在银南.而不在银北”的证据。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地图集》及《中国历史大辞典》等书籍把西汉灵武县标注在今宁夏银川西北,把唐灵武县标注在今灵武市北是错误的。特别是《中国通史》(彩图版)还把“安史之乱形势图”中的灵武郡(即灵州,朔方节度使驻地)标在黄河以西(北),原因同样是受唐章怀太子李贤一条误注的误导,并将“灵武郡”和“灵武县”混为一谈,同时对《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的相关记载未能细考。

(本文刊登于《宁夏文史》2007年第23辑,作者系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