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地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接触地带的宁夏一直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当地汉族在与其他先后迁入的少数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萌芽、形成对于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最终通过天下观念、大一统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纽带作用融入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宁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历程奠定了当地团结和谐民族关系的主基调，各民族对以中央集权、传统农耕、儒家经典为特征的汉文化的向往是内生动力，自发形成的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高度认同的自觉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萌芽阶段：西周至秦汉

　　西周时期，猃狁、义渠戎、乌氏戎、朐衍戎等游牧民族先后在宁夏繁衍融合，留下了诸多考古遗迹和历史印记。秦汉时期，活跃于蒙古高原的匈奴经常南下犯边，宁夏成为拱卫关中的边防前线。蒙恬率军收复“河南地”后，秦始皇通过设置郡县、修筑长城、兴修水利等措施开发宁夏平原，大量中原民众迁入宁夏，与游牧于此的北方各族交往交流，掀起了宁夏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浪潮。西汉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迁入宁夏的人口日益增多，广开屯田促进了农耕技术的传播和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汉武帝解决北方边患后，大批匈奴部众南下归附。为妥善安置内附的匈奴部众，汉武帝借鉴秦朝经验设立属国制度。“北地属国”的设置为汉代宁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促进了当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

　　“典邦国”是秦朝独创的一种特殊治理方式，指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民族自治区与行政机构———邦国，因组织松散、管理灵活而称为“属邦”，由典属邦主官典客管理当地事务。汉承秦制，为避汉高祖刘邦名讳改“邦”为“属”，延续并发展为“典属国”制度。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这样解释“属国”，认为“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属国作为汉朝对内附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自治方式，允许居住在特殊行政区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保留其语言、风俗，延续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保持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不变，接受朝廷特派官员属国都尉的监管。作为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属国在政治上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在军事上服从中央统一调遣。典属国制度充分尊重内附民族文化传统并保护各项政治、经济权利，有利于调动其自我管理、效忠国家的积极性，增强对汉朝的政治认同与汉文化的认同，更好发挥保卫边疆、建设家园的积极作用。

　　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昆邪王率众4万归汉，汉武帝在河套南部分设陇西、北地、上郡、西河、五原五个属国进行安置。北地属国的行政机构设在三水县（治今宁夏同心县红城水古城），辖境相当于今宁夏同心县、红寺堡区和盐池县西南部分地区，因而又称“三水属国”。元鼎三年（前114），汉武帝从北地郡析置安定郡，“北地属国”随之改名“安定属国”。北地属国（安定属国）的设立充分说明，宁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和谐大家庭。

　　二、 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至隋唐

　　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剧烈动荡的大变革时代，不但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是宁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时期。随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并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宁夏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浪潮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占据今宁夏中北部，不但留下了海宝塔、丽子园、白口骝、“薄骨律”等名胜古迹和历史传说，而且促进了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各少数民族与当地汉族的交流互鉴。北魏崛起后，以鲜卑为代表的北方各少数民族相继进入宁夏，为当地民族融合增添了新的内容。因为鲜卑贺赖部长期游牧于今贺兰山地区，所以汉代以来沿袭的“卑移山”改名“贺兰山”。刁雍在薄骨律镇（治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开挖艾山渠，通过黄河水运向沃野镇（位于今内蒙古乌特拉旗境内）千里运粮，修建刁公城储存军粮，为当地汉族与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有利条件。

　　“六镇之乱”后，南下避难的鲜卑、氐、羌等族民众涌入宁夏，与定居当地的汉族、匈奴展开频繁而持续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宁夏境内的汉、匈奴、鲜卑、羌、氐等族民众通过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了解，在生产方式上趋于一致，农耕经济成为当时宁夏的主要经济门类，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文化兴盛。宣政元年（578），北周大将王轨击败陈朝将领吴明彻，将内附的3万多部众迁往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屯垦戍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灵州“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应为宣政元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这批江南移民带来的不仅是南方尚礼好学”的文化习俗，还将优质高产的水稻品种、先进的稻作工具、精耕农业的生产经验和种植技术传入宁夏。在外来移民、本地汉族与各族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宁夏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呈现出一派渠道纵横、稻穗丰盈、绿野成片、果木万家的江南水乡景象，宁夏平原因而获得“塞北江南”的美誉。

　　隋唐时期，崛起于蒙古高原的突厥经常骚扰边境。隋朝一面巩固宁夏边防，一面组织当地各族民众屯垦戍边，宁夏平原灌溉农业得到蓬勃发展。唐朝建立后，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碰撞、交融地带的宁夏既是中原王朝与突厥、回纥等北方游牧部族对峙的前沿阵地，又成为汉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攻灭东突厥汗国，大批突厥、铁勒归附部众迁入河套南部。唐朝为安置内附部众，借鉴汉代“典属国”制度的成功经验创立羁縻府州制度，巩固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宁夏和谐民族关系的政治基础，为宁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有利条件。

　　按照羁縻府州制度，唐朝在适宜发展畜牧业的河套南部为内附的突厥、铁勒部众划定特定区域，授予部落首领都督府都督、州刺史等唐朝官号，允许其依照原有部落组织形式自行管理本民族、本部落事务，尊重并保留内附部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政治上服从国家政令，经济上自给自足，军事上接受统一调遣。相较于典属国制度，羁縻府州制度进步的一点在于取消了汉族官员的监管，真正实现了自行管理本民族事务。客观来说，羁縻府州制度最大限度调动了内附的突厥、铁勒部众自我管理、效忠国家的积极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北部边疆的管理，为因地制宜发展社会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草原游牧部族与中原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良好民族关系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在促进民族融合、推动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唐太宗将东起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西至灵州的长城沿线作为突厥、铁勒内附部众的安置之地，这一举措加强了中央与西北边疆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了西北各族的相互交流、共同学习与文化融合进程，为唐代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宁夏的地方开发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宁夏境内广设铁勒羁縻府州，安置了大量内附的铁勒部众。其中，位于宁夏北部的皋兰、高丽、祁连三州由灵州都督府管辖，位于宁夏中部的安乐、长乐等二十多个羁縻州县安置了数十万突厥、铁勒、吐谷浑、党项、粟特、吐蕃和回纥等族部众，成就了宁夏古代历史上民族大团结的华彩乐章。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在攻灭薛延陀汗国后亲临灵州会见以铁勒为首的各部首领。当年八月，唐太宗在灵州接见铁勒、回纥、拔野古、仆固、阿跌、斛薛等各部代表，受到数千北方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和使节的热烈欢迎。唐太宗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积极开放、博大开明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唐太宗主张对国内各族一视同仁，这一民族平等表态获得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一致爱戴与高度赞扬，被尊奉为“天可汗”。“天可汗”这一称号代表了北方各族民众对唐朝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可，使唐太宗成为游牧民族公认的共同政治领袖。为加强与唐朝的政治联系，铁勒部首领奏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修筑一条“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68座驿站，方便漠北各部首领前往长安觐见，将每年进贡的貂皮折价准备马匹和酒肉供应来往使节。“参天可汗道”加强了唐朝与漠北各族的交往和联系，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沟通交流。

　　唐太宗在灵州会见北方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包括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从国家层面来说，不但稳定了西北局势，维护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为西北边疆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促进了西北各族的交流与融合，加强了西北各族的联系与了解，为唐朝开明、开放、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开创了道路，书写了西北民族关系新格局与新篇章，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地方层面来说，因为灵州处于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流融合的交汇地区，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与以突厥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长期在此交融碰撞，产生了丰富的文化积淀与历史遗存，丰富了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的内容与内涵，促进了宁夏的民族融合与地方开发。

　　唐麟德年间（664—665），崔知温担任灵州都督府司马。宜农宜牧的灵州吸引数万浑、斛薛部众在此放牧，游牧生产与农业耕作在土地利用方面产生矛盾。崔知温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上书朝廷请将浑、斛薛部众迁往黄河以北的草原地带。这些以游牧为生的漠北部众眷恋灵州的丰美草场，对崔知温的建议颇有怨言。在崔知温的一再坚持下，数万浑、斛薛部众迁出灵州。受益于黄河以北的广阔草原，斛薛部众对崔知温由怒转喜，途经灵州朝贡时专门向其表达感恩之意。唐高宗为妥善安置内迁的吐谷浑部众，不但在罗山脚下为其修筑城池，而且赐名“安乐州”，希望诺曷钵在此“安且乐也”。安乐州辖境包括今宁夏同心、红寺堡、盐池和中宁部分地区，吐谷浑部众与当地各族和睦相处，共同为开放宁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而努力奋斗。唐朝长期执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妥善处理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但对西北各族的发展与民族关系的改善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开创了处理古代民族关系的成功典范，为唐朝的强盛、唐代民族关系的发展进步与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促进了宁夏境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与发展。

　　三、 巩固阶段：宋辽夏金元

　　北宋与西夏之间广泛而深入的政治交往、经济交流与文化交融，促进了宁夏的地方开发、文化繁荣和民族融合。统一多民族国家元朝的建立，对宁夏民族格局与民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西夏的政治制度模仿北宋，西夏文字的造字方法源自中国古代传统的“六书”理论，《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千字文》等汉文典籍在西夏的翻译与广泛流传助推了汉文化的传播。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党项的封建化进程持续推进，为当时宁夏境内各族形成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经过谅祚、秉常、乾顺三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汉文化在西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最终在仁孝时期（1139－1193）达到顶峰，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汉礼取得统治地位。1100年，主张汉化的乾顺在西夏始建国学，不但招收贵族子弟入学，而且实行科举取士。西夏儒学教育迅速发展，兴庆府城（治今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内新增两所官办高级学校。第一所名为“小学”，又称宫学、内学，学员达到3000人。第二所名为“大汉太学”，其前身可能是乾顺时期设立的“国学”。结合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新修太学歌》推测，西夏太学可能继承和模仿中原汉唐传统的“太庙”而建。1146年三月，仁孝尊崇孔子为文宣帝，下令西夏各地立庙祭祀。西夏社会逐渐接受“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的见解，在儒家经典《孝经》影响下，西夏的法律和道德皆将儒学伦理和“孝”的观念看作人生根本。

　　斡道冲作为仁孝时期西夏儒学的集大成者，在促进儒学传播和西夏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童年斡道冲勤奋好学，不但熟读儒家经典，而且精通汉文和西夏文，在佛学上造诣颇深。斡道冲致力于以西夏字翻译汉籍经典，先将《论语注》译成西夏文，别作《解义》20卷，称为《论语小义》，随后根据《周易》一书，以西夏文撰著《周易卜筮断》。斡道冲的夏译汉籍著作在推动汉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客观上加速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促使西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

　　西夏灭亡后，宁夏成为蒙古统一全国的战略重地，由中亚、西亚各族移民组成的“探马赤军”在此驻扎，丰富了当地的民族构成。“探马赤军”中各族工匠将大量科学技术与文化元素传入宁夏，在与当地汉、党项等族民众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实现广泛传播。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忽必烈将延安、凤翔、京兆三地3000名军人迁入六盘山一带开展军屯。元贞二年（1296），元成宗自六盘山至黄河一带组织1万人屯田。至正六年（1346），元顺帝在海剌都（今宁夏海原县）进行屯田。经过长期的民族交往、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宁夏的多民族杂居格局进一步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巩固。

　　四、 形成阶段：明清

　　蒙古时期大量色目人军士跟随“探马赤军”防守各地，使回族在明代前期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在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长期交往交流过程中增进了解，除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存在差异外，已与汉族没有实质性区别，汉语和汉字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与通行文字。在语言文字相通、经济生活相连、文化活动相关的背景下，宁夏回族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各族通过日常交往、经济交流与文化交融实现互学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扩大并趋于形成。

　　清朝在宁夏府（治今宁夏银川市）修建满城专供数万驻防八旗军民居住，宁夏形成汉、满、蒙、回等多民族杂居格局，各族之间的政治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日益广泛和深入。清代前期宁夏社会安定，为当地各族民众开展经济活动、技术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持续增强。清代中后期大量外来人口迁入宁夏，民族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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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宁夏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院副研究员）

      摘自：《宁夏文史》2022年第3期  总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