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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原须弥山石窟圆光寺大殿东侧所立的皇帝圣旨碑,镌刻了明代皇帝朱祁镇将刊印的大藏经敕赐平凉府开城县圆光寺之事;石碑背面则是镌录自礼部抄出正统八年圆光寺主持绰吉汪速高僧为求请寺额之文札,言明“圆光寺”始建年代、名称由来,倾塌重建,并向明英宗朱祁镇请求寺额之事,还有见证人的姓氏职位等,所含内容较为丰富,弥补了明代藩王王府、开城县资料奇缺的缺憾。前有谢继胜先生对此碑做过深入考释,今从另一个角度对此碑进行考释,以进一步完善须弥山圆光寺“皇帝圣旨碑”之解读。
一、圆光寺皇帝圣旨碑概述
该圣旨碑,现立于圆光寺大殿东侧,圆首体方形,高136厘米,宽83厘米,厚28厘米,石质紫红砂岩。字体为楷书,字径54.5厘米,碑石表面风化严重。碑正面为“敕命之宝”四字篆书,二龙戏珠环抱,下面共12行,122个字,记载大明皇帝朱祁镇敕赐平凉府开城县圆光寺明版《大藏经》之事。碑背面为“敕赐禅林”四字楷书,上面有藏文六字真言,下面文字竖写24行,500余字,追记明正统年间旧景云寺主持僧绰吉汪速高僧在旧寺基址上重修佛寺后请赐寺额,并镌录自礼部抄出正统八年(1443)敕赐圆光寺之文札。
二、圣旨碑内容补考
该石碑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石碑的正面主要镌刻的是明代皇帝赐景云寺《大藏经》的圣旨;石碑背面镌刻的是礼科抄出的有关景云寺寺额的批复文件,下面是见证皇帝圣旨、寺额批复文件的藩王、地方官员以及知名僧侣、佛教供养人的名字。
(一)圣旨碑正面镌刻圣旨
圣旨石碑正面镌刻的是明代皇帝圣旨,内容的开头言明了“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也就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朱棣(1360-1424),在永乐十九年(1421)开始雕刻大藏经,于明曾祖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炽(1378-1425)执政时的正统五年(1440)完成。其目的是为了“朕体名山天地保民之心”,刊印了大藏经,让其“天下用广流传”,要求寺僧“上为国家延厘,下与生民祈福”,还强调了“务希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之禁令。由此,圣旨碑镌刻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大藏经》刊印的缘由以及收藏、使用等规定,再无其他内容。
须弥山石窟圆光寺是历朝历代知名的大寺,故获赐《大藏经》一部,可见其在国内寺院的地位之高。但圆光寺皇帝所赐非常珍贵的镇寺之宝《大藏经》由于战乱等原因遗失而没有保存下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二)圣旨碑背面镌刻礼科劄文
圣旨石碑背面镌刻的是礼科抄出的有关景云寺主持喇嘛绰吉汪速高僧给朝廷的奏折。奏折言明了须弥山大佛寺年久失修倾毁,在重建时,“得本寺原有石碑,系宋徽宗赵佶崇宁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此处为笔误,崇宁三十五年实为崇宁五年,因为徽宗赵佶年号共五年,敕赐名为景云寺”。有“石佛身长八丈有余”,此佛就是须弥大佛,言外之意是此寺为古刹,宋代皇帝宋徽宗曾给须弥山寺院敕赐名。为此,主持喇嘛绰吉汪速高僧发愿募集资金修缮佛殿、廊庑等设施后,遗憾的是“缘无寺额”,也想奏请明朝的皇帝朱祁镇给须弥山重建的寺院敕赐名及获得寺额,故前往朝廷专门办理此事。当然,绰吉汪速进京祈请并获寺额一事,谢继胜教授做过考证,这里不再重复。
《明实录》 正统七年十二月癸巳条记:“景云寺喇嘛绰吉汪速等来朝”,可见他在正统七年十二月前往京师为寺院祈请寺额,历时三月,正统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礼部正式颁发寺额,至正统十年又敕赐大藏经一部。根据谢继胜教授提供的“景云寺喇嘛绰吉汪速等来朝”这条线索非常重要,顺其查下去,在《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九十九具有完整的一段记载:
察剌秃山卫头目阿松加哈儿、分卫女直头目女厮忽渚冬、河卫女直头目恺郎加、临洮府安积寺喇嘛领占巴、河州卫白塔寺喇嘛锁南藏卜等、景云寺喇嘛绰吉汪速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彩币等物有差。
这段文献记载中“景云寺喇嘛绰吉汪速等,来朝贡马及方物”可以看出,在贡品里面提到了“贡马”和“方物”两个礼贡。首先来说说“贡马”,明代须弥山“景云寺”平凉府开城县黑水马苑地盘上,这里是历代出产良马的地方。境内畜牧业发达,修撰康海在《大明嘉靖平虏之碑》中记道:“古海喇都、干盐池、鸣沙、石沟,号牛羊富有之地。”同时,固原又被明廷确定为全国最主要的军马基地,设立监、苑,马营遍布境内,马政时兴时衰,延续至明末。
在记载中还提到贡物里有“方物”。方物,即本地特产、土产。查《固原州志》土产有160余类,较为丰富,其中枸杞、甘草、红花、还有虎、鹿、狐狸、驴皮、二毛皮等。
给明廷贡马和方物的数量肯定不少,“贡马”不可能是一匹或几匹,“方物”也不可能是几斤,数量一定是相当可观的,也可以肯定不是绰吉汪速一个进京的,而是好几个人,可见景云寺已有自己经营的庙产,或者说朝拜须弥山的供养人非常多,香火特别的旺盛,每年香火钱也收入不少,须弥山寺院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喇嘛绰吉汪速主持才有财力支持他到朝廷活动奏请办成此事。
从石碑后面镌刻的文字是礼科抄出的,而不是绰吉汪速提供的。礼科,官署名。明代六科之一。《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对京城内外上奏给皇帝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分类抄出交给各部,如发现有违误,并可提出驳正的意见。由此,绰吉汪速的奏请寺额的奏章,有礼科的文书编号,礼字贰百叁拾肆号,是经过了礼科的审核和呈送给皇帝审阅。皇帝看到礼科文书后,正统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作了“右劄付圆光寺住持僧绰吉汪速准此”的批复,后面还有皇帝的签字签押以及部门的签字签押等。从中可以看出,景云寺寺额的批复经过了一套完整的审批程序。
三、碑文镌刻人名考释
在圣旨碑背面之下,有见证圣旨和批复人名录,是景云寺主持绰吉汪速请来的见证人。
第一组人员是“肃府承奉觉果 阮道和 黄斌 典官□源……”。肃府,应是肃王府。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月,已经准备就藩的汉王朱楧,突然被改封为肃王。肃王这个封号因原甘肃行省或者说新设立的甘肃卫(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而得名,封地为河西走廊的甘州,后王府迁于兰州。肃王牧地在固原大湾川一带,这与须弥山石窟也是很近的,管家三人,即奉觉果阮道和黄斌和指挥官□源等是肃王府派来的藩王代表。
第二组人员是“黔宁王孙□伦□□□善友杨……”,应该是黔宁王沐英的孙子沐伦和其境内信士,史料没有记载。黔宁王沐英在宁夏南部和甘肃中北部的交界处也有一块像样的封地,沐英封地相对藩王的众多封地,只有现在的通渭、海原、西吉和原州区狭长一带,明朝在经营边区地域的时候于诸王封地平凉府前赐地沐英于陇右之境,有意平衡土达势力在该地区存在。那么明代景云寺(今须弥山石窟),应该地处沐英的地盘上。
第三组人员是“平凉府承事郎开城县知县太原吴祥 儒学生”。据《嘉靖固原州志》记载,开城县:“元置开成路,至治三年,降路为州;明洪武初,州废为开城县;成化三年,徙今治;弘治十五年,改为固原州,隶平凉府。”因此,开城县知府也在邀请见证之列。但因开城县志遗失,知府人员名录遗失,详情不得而知。
第四组见证人是“守御固原州右千户所千户保安 阿通 百户李”。据《嘉靖固原州志》记载,“固原州本固原守御千户所,景泰三年以故原州城置。成化四年升为卫。弘治十五年置州,属府。”在“固原卫兵守御千户所官”并未查阅到此组人员。
第五组人员是“甘州群牧千户所致仕 千户孙士贤 千户孙铭 百户刘□□。”
第六组人员是“平凉卫指挥佥事□□□群牧所善士彭衎 陆通 李铭。”据《平凉府志》记载:“平凉卫 在儒学西南。” “群牧所善士彭衎 陆通 李铭”史料无记载,皆不详。
第七组人员“楚府海喇都操守、靖虏卫昭勇将军指挥使房鉴……”中之“海喇都”指海喇都营。楚王统辖西安州和海喇都等地,楚王扩建海喇都城,改名为海城 (今海原县)。
第八组人员“敕赐大能仁寺觉义端竹巴、都纲马喇嘛、觉了、觉悟……消灾保□。”谢继胜教授考证认为,应是北京大能仁寺的僧人。“圆光寺”志庆之时有京师番僧大寺觉义和都纲祝贺,可见此寺当时的地位。
第九组人员“苑马寺黑水口善友徐守真 金守正 唐守忠 包□ □□□ 徐永”。黑水苑,“在州城北九十里,……内有苑马行寺”。碑文里的 “苑马寺黑水苑”当指此苑。徐守真等人均是这里的居民。
第十组人员“金陵朱显 何□□ 王伯刚”。这位朱显的具体事迹不详。那么“金陵朱显”很显然是来自南京一行人,也可能是皇族和随从官员等。还有意思的是,“金陵朱显”等一行人的名字,镌刻在落款时间的后面,这说明,是后来刻上去的,也可能是路途遥远,被耽搁了,名字才被后补上去的。
四、结论
须弥山石窟之明代“皇帝圣旨碑”,应是该寺主持绰吉汪速高僧在觐见明朝皇帝,求得寺额及皇赐大藏经之后,邀请属地藩王、地方官员、知名寺院代表及当地信众共同庆贺见证这一盛事,依此并立碑,以供众人观瞻,弥补了地方史料之缺憾。
参考文献
[1]须弥山石窟文物管理所:《须弥山石窟志》,阳光出版社,2016年版。
[2]固原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宣统固原州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明)杨经、刘敏宽:《嘉靖万历固原州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谢继胜:《宁夏固原须弥山圆光寺及相关番僧考》,载《西夏研究》2013年第1期。
[5]杜建录:《须弥山敕赐禅林碑所载崇宁三十五年辨析》,载《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6]《二十五史·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徐兴亚:《西海固史》,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8]赵时春:《平凉府志》,内部资料,1999年版。
(文中的“□”系参考文献中无法辨识的字)
(作者单位:海原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摘自:《宁夏文史》2022年第4期 总第57期